明宣宗朱瞻基：丹青天子，艺彰治平丨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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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398 年（一说 1399 年）的一天，宫廷围墙上空袅袅升腾五彩斑斓的光气，如梦似幻，美不胜收，这一天明宣宗朱瞻基呱呱落地（明仁宗朱高炽与诚孝昭皇后张氏所生）。其祖父朱棣（明成祖，当时还是燕王）梦见父亲朱元璋（明太祖）将象征皇权的大圭赏赐给他，并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瞻基满月当日，朱棣见后对着皇后徐氏称赞道：“此天日之表，且英气溢面，符吾梦矣，汝宜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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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朱瞻基从小就得到特别的关照与锤炼，幼时由祖母亲自照料，十岁起便跟随祖父朱棣巡幸北京、征讨蒙古，永乐九年（公元 1411 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公元 1425 年朱瞻基正式登基，成为明代第五位皇帝，改次年为宣德元年，史称明宣宗。
宣德时期是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守成”时期。太祖高皇帝与永乐大帝都被 喻为是“马背上的皇帝”，他们雄才伟略，因武功而夺皇位、拓疆土，开创大明， 属于明代的初创时期；常年的战乱与过多的国家开支，社会疮痍，百姓生活困苦， 徭役繁重，自明仁宗即位起，便停止征战，开始着手恢复社会生机。受幼年经历的影响，朱瞻基关心农业生产与百姓生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政治上整顿吏治与财政，完善内阁制度；外交上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宣宗统治下国家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与其父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仁宣之治”。
明宣宗朱瞻基像
明宣宗喜爱涉猎，这是明代画家画的《明宣宗马上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丹青妙笔，诗书成章
朱瞻基不仅在政务上颇有建树，文化艺术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好书法和诗歌，自称：“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流传下约上千首御诗，共收录四十四卷《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
明 朱瞻基 《上林冬暖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瞻基礼待文臣，与大臣们谈诗作赋，形成宣德宫廷诗坛，撰写宫廷生活、歌功颂德、点缀升平的文学。以朱瞻基为核心，另有成员为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金幼孜、黄淮、胡俨、夏元吉、王英、王直、陈敬宗、李时勉等人。
宫廷诗坛无特定的创作场所，宣德四年十月某日，明宣宗朝罢闲暇临视文渊阁，与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金幼孜、学士杨溥、曾綮等人引经据典，讨论时政，赏赐尚膳酒勉励诸臣，兴致浓厚时作诗赐给大臣：“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无？诸儒志续汉仲舒，岂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满赐黄金壶，勖哉及时相励翼。辅德当与夔龙俱，庶几治至希唐虞。”
明宣宗书画合璧册 明宣宗御笔戏作词五首01 台北故宫博物院
“宣德中每遇令节，各令词臣应制赋诗。”每逢佳节宣宗宴赐大臣，宴会上也是君臣唱和的好时机。某年元宵节宣宗作《元宵》十首，《其二》曰：“玉泉春水浸瑶台，莲炬光摇画舫开。总说六鳌来海上，谁知天上是蓬莱。”杨士奇和有《元夕观灯诗》：“百万红蕖一夜开，辉煌园圃彻蓬菜。岂如圣主光明德，洞达乾坤照九垓。”金幼孜也作《元夕赐观灯十首》：“彩凤高临青玉案，形云轻护紫霞杯。臣民共愿宸游乐，海内欢声溢九垓。”
朱瞻基尤其精通绘画，人物、花鸟、山水等无所不能，皆极精妙，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评价朱瞻基的画功可与宋徽宗一较高下：“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朱瞻基传世的经典画作约二十余幅，诸如：《花下�奴图》、《寿星图》、《烟波捕鱼图》、《三阳开泰图》、《御笔三羊图》、《万年松图》等。
明 朱瞻基 《花下�奴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朱瞻基 《烟波捕鱼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朱瞻基 《三羊开泰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 朱瞻基《宣宗嘉禾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宣宗作画追求随心所欲，是治理朝政之余的消遣情趣，他的许多作品落款中多出现“戏写”、“戏墨”等字眼，表现出其纵情笔墨的潇洒。其画风一改宋元以工笔为主的宫廷画风格，侧重写意兼具委婉派和写实派的绘画特点。善于运用没骨法勾勒，追求水墨的自然浅化带来的逸趣韵味。在寓意表达上朱瞻基讲求“艺以载道”或借画作抒发个人心情或带有政治隐喻。
宣德二年（公元 1427 年），朱瞻基却绘制了一副《苦瓜鼠图》，画面中一只攀登在岩石上的老鼠，侧身回望着瓜藤上的三只苦瓜，小老鼠眼神紧盯视着苦瓜，似乎想要攫取。
明 朱瞻基 《苦瓜鼠图》 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用笔巧妙，虽景物集中在画面左半部分，但岩石为淡墨粗写，田鼠为浓细写，苦瓜则兼工带写，浓淡虚实对比相宜的笔墨，缓解画面的紧凑感。老鼠和瓜果都有多子之意，作此画时朱瞻基年近三十，苦于无子，作瓜鼠图或是希望皇家枝繁叶茂，添子多福。
朱瞻基经常作画赐与重臣，以起到安稳臣心，借画喻言，体现君臣和睦的作用。宣德四年朱瞻基作《壶中富贵图》赏赐给内阁首辅杨士奇。画面远处是一个悬空的古铜壶，壶里有一簇盛开的牡丹花，画面右侧是铜洗，近处为一只憨态可掬的狸奴，舒展着身体，灵动自然。
明 朱瞻基 《壶中富贵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瞻基用猫隐喻杨士奇忠贞廉洁的形象，体现出他对肱股之臣的喜爱，希望他恪尽君臣之责，共同成为“万世之良模”。杨士奇收到御画后撰写题记，借“猫鼠之敌”表示自己与君一心，共治奸臣之责。
朱瞻基还多次绘制《寿星图》赠与夏元吉、胡�酢⒘踉ㄈ弧⒑氪绕沼�禅师净观等人，祝福其健康长寿，望为朝廷继续做贡献。
明 朱瞻基 《寿星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瞻基行书新春等诗翰（局部），纵32.4厘米，横79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由卷尾“宣德四年正月八日，御武英殿书赐弘慈普应禅师净观”可知，此卷最后赐给了弘慈普应禅师。
《武侯高卧图》是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三年戊申（1428年）创作的绘画作品，是宣宗赐予陈�u的御作。当时陈�u已六十有余，宣宗赐画给他的目的是激励他效法前贤为国鞠躬尽瘁。图中描绘了诸葛亮出茅庐辅助刘备之前隐居南阳的形象。
因朱瞻基个人的喜好与能力，明代绘画艺术走向兴盛，在他的促使下画院制度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画家进入画院，名作迭出，流派纷呈。《四友斋丛说》（明朝何良俊撰，李剑雄校点）云：“我朝宣庙、宪庙、孝庙皆善画，宸章晖焕，盖皆在能妙之间矣。”
完善画院，名家辈出
明朝建国之初沿袭宋朝制度复设画院，但在管理上比较杂乱，画家授职情况和隶属关系并不明确。宣宗登基后对画院进行改革，以荐举、征召、考核三种方式选拔画家入宫，供奉于文华殿、武英殿、仁智殿待诏，各殿的绘事活动由御用太监管辖。一部分画家封锦衣卫的官职，最高的头衔为都指挥。锦衣卫是由帝王亲自统率的近卫军，帝王为了表示对宫廷画家的一种器重与恩宠，往往授予其以“锦衣卫武职”，如宣德年间，宣宗授予商喜为指挥，授谢环为千户等。但是，这些画家并不拥有实权，只是享受待遇。另一部分画家授以工部所属的文思院副使和负责礼仪的鸿胪寺序班等官职，称为画士官。
宣德画院的画家多来自闽、浙两地，见诸于山水画承袭以李成、夏圭为代表的南宋“院体”画风格。构图上采取“边角之景”，将景物集中在画面的一角；笔墨上运用泼墨、积墨等方法，利用墨水浓淡表现景物的明暗、虚实、远近；意境上讲求空灵、幽远的诗意表达。宫廷花鸟画继承前代各派花鸟画的特点，有所创新，形成富丽堂皇的明代院体花鸟特色。
自宣宗起明代宫廷画院涌现出一批批卓越人才，风格独树一帜，如善绘禽鸟、花果的边景昭，精绘猛虎，获封锦衣卫指挥的商喜，“浙派”开山鼻祖戴进，以及李在、倪端、谢环、石锐、周文靖等人。
明 商喜《关羽擒将图》 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描绘《三国演义》中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故事。以汉江旁的树林为背景，共绘六位人物，依据情节可分成两组。画家笔法遒劲流畅，设色明丽夺目，运用石青、大绿、朱砂、泥金等重彩技法，画法上具有壁画的特点，富有感染力。充分发挥个人想象力，生动形象地将脍炙人口的故事还原出来。
明・商喜《宣宗行乐图》，故宫博物院藏。画中一队人马出宫苑入林郊，浩浩荡荡。坡岗上树茂花繁，溪水潺潺，林木间飞鸟走兽成双成对。宣宗居队伍之首，身材魁梧，体态雍容，头戴黑色尖顶圆帽，身着红色窄袖衣，外罩黄色长褂。
明 边景昭 《三友百禽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友百禽图》描绘初冬时节百余只禽鸟于松鼠、梅花和竹子之间嬉戏的场景。作者取五代黄笙禽鸟画之技与南宋工致富丽的画风，集众家之长，自成一家。禽鸟先勾勒轮廓然后着色再勾勒，呈现出的墨与色更为深厚；松竹梅用线更严谨、工整，竹节线条遒劲有力，通过湿染的深浅表现景物的正反面；将书画融于一体，用飘逸松弛的书法写坡石轮廓，加以斧劈皴法，较南宋风格相比更为平缓。本画作为应制之作，图中岁寒三友与百禽寓意百官朝拜天子，具有顺承天意，希冀和气致祥的意义。
明・戴进《海水旭日卷》，故宫博物院藏。茫茫海水一望无涯，一轮旭日在天边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戴进是浙江钱塘，濒临东海，他对海边的景色有真切的感受。
从宣德至弘治近百年时间，明代的画院制度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社会著名画家相继进入画院，宣宗、宪宗、孝宗、武宗等诸帝均擅于书画，遂使此时期的宫廷画家创作旺盛，名作叠出，流派纷呈。
河清海晏，瓷韵流芳
朱瞻基虽在位仅十年，但在他仁政治理下，社会稳定，富庶繁华，手工业发达。洪武二年为满足宫廷使用，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设立御窑厂，初设时有二十座，宣德年间增加到五十八座。据《大明会典》记载，宣德八年计划烧制龙凤瓷器 443500 件，侧面表现出当时烧瓷技术的成熟以及工业规模的庞大。明王世性《广志绎》中载：“本朝，以宣（宣德）、成（成化）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现代文玩界依旧延续着这一说法：“青花贵宣德，彩瓷贵成化”。
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B碗
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宣德 青花云龙纹十棱葵瓣式洗（以上四件文物摄于保利艺术博物馆“花开吉祥――明清宫廷花卉题材文物展”）
朱瞻基对官窑管理十分严格，派遣太监到御窑厂监督宫廷用瓷的生产烧制过程，称之为“督陶官”。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督陶官张善因“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被斩首于闹市中，以儆效尤。由此官窑相关人员无人敢懈怠，官窑生产出的瓷器保持着高水准。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 故宫博物院藏
明万历年间王世懋《窥天外乘》一书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腙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宣德青花瓷用料有进口、国产两种，以进口苏麻离青料描绘为主。烧制出的胎体比较厚重，胎质精密细腻洁白坚硬。青花纹饰是宣德瓷的一大亮点，分勾线笔和渲染分水笔两种勾勒方式，勾线笔多为细线条勾勒渲染，渲染分水多为粗线条和纹饰处理，线条流畅，纹路清晰。
明宣德 青花海水龙白纹盘 苏州博物馆藏
该盘口沿内画有双青圈纹饰，盘内在双青圈内绘五爪正团白龙戏水图，盘外壁同样绘画两条白龙，一条龙回首相望，另一条龙昂首向前追逐，似戏耍之态。盘底落“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楷书双行六字款。
明宣德 青花矾红彩海水龙纹碗 故宫博物院藏
该碗外壁近口沿处绘回纹，腹部绘青龙腾跃矾红彩海水白浪图。制作时先用青花画出九条青龙，再用矾红为着色剂画出浪花，是以釉上矾红彩衬釉下青花。青花矾红彩瓷器是把釉下青花同釉上矾红彩（铁红）相结合烧造的一种彩釉，由于釉色呈深色温度不同，所以需要高温、低温两次烧成，在蓝色青花的衬托下，矾红彩愈显艳丽夺目，让整个瓷器色彩鲜明。
明宣德 青花云龙纹钵 故宫博物院藏
该钵钵口绘制海水纹。钵腹为云龙纹，龙穿梭云海之间，身体矫健，气势十足。钵下部绘莲花纹。钵底落青花楷体“大明宣德年制”双行六字款。
斗彩瓷创烧于宣德年间，是将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先用青花在白色瓷胎上勾勒纹饰轮廓，施釉高温烧成后，在釉上根据所需填入三到五种不同的彩色，最后入彩炉低温烧成。具有绚丽多彩的色调，沉稳老辣的色彩的风格特点。宣德年款的斗彩如今非常罕见，明代流传下的多为成化年间的斗彩瓷。
明成化 斗彩开光折枝莲纹罐 故宫博物院藏
此罐通体斗彩装饰，腹部四面分别为菱花形开光，内绘折枝莲花。罐肩与近底处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外底署青花楷书 “大明成化年制” 双行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洒蓝釉亦称“雪花蓝”或“青金蓝”，同为宣德年间创烧。在浅蓝色或白色釉地上呈现深蓝色不规则斑点，犹如洒落的蓝色水渍，由此得名。该类瓷器在正德、嘉靖年间亦有少量烧制，直至清康熙时才制作成熟。
明宣德 洒蓝釉钵 首都博物馆藏
朱瞻基还被称作“蟋蟀天子”，《皇明纪略》载：“宣庙好促织之戏, 遣取之江南, 其价腾贵至十数金。”宣宗喜欢斗蟋蟀，痴迷时派遣内官采办，江南百姓都费劲心思寻找，一时间蟋蟀价格暴涨，致使出现了“一蟋蟀陨其家三命”的悲剧。朱瞻基这一项爱好促使蟋蟀罐的产量增长，明《万历野获编》载:“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 其价不减宣和盆也。”然传世下来的宣德蟋蟀罐寥寥无几，明朝人李贤在《天顺日录》中记载：“宣庙崩, 太后即命, 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 不吉之物, 悉皆罢去。” 宣德皇帝38岁因病去世，为了防止后世皇帝走上宣德皇帝的老路，其母张太后将蟋蟀罐悉数砸毁，故官窑烧制的蟋蟀罐极为珍罕。
明宣德 仿汝釉蟋蟀罐 故宫博物院藏
御制监造，文房之首
宣德皇帝最有名的就是催生了“宣德炉”，它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合金铜制成的铜香炉，被称为“明代文房珍玩之首”。
关于宣德炉的诞生流传着两种说法，一是在某次皇宫佛殿的大火中，金、银、铜等珍贵金属都化为了液体，皇帝灵机一动，下令将这些液体铸成炉子，造就了材质独特的宣德炉。二是朱瞻基继位以来与周边国家关系友好，保持着密切的朝贡关系。宣德三年暹罗国（今泰国）进贡一批风磨铜，朱瞻基认为可以用作在郊外祭坛、宗庙以及宫廷内使用的礼器。于是礼部尚书吕震与太常寺卿周瑛、司礼监太监吴诚参考历代皇家收藏的精美铜器、瓷器、金银器等器物的样式，筛选出符合标准的形制，绘成样图呈给皇上亲览，经朱瞻基筛选审阅，再反复推敲方案后进行铸造。首次铸造鼎彝诸器共计3365件，包含炉、烛台、瓶、尊、�、簋、 豆等多种器物。
宣德炉的基本形制为圆或方形敞口，颈部稍向内收，腹部扁鼓，三足或圈足，口沿两侧有一对耳，炉底为特有的铭文款。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古董辩疑》中称赞道：“宣德所制之炉，其规矩匀整方圆适度，虽今日用机器仿制亦不可能，诚如出自鬼斧神工者。”宣德炉各个部分讲求均匀协调之美，与明代文人追求的注重线条与诗意的情趣不谋而合。类似于宣德炉这种在单一的时代背景、使用一种铜材质，单凭炉的器形便取得极高 成就的器具并不多见。
明 铜宣德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 白釉矾红彩八宝纹香炉 河北博物院藏
这件香炉为矾红彩装饰，口沿下绘制一周卷草纹，腹部绘制缠枝莲纹，其中又衬以轮、螺、幢、伞、花、瓶、鱼、结等“八宝”，耳部与足根绘垂云纹。瓷炉的唇部、肩部及足部末端还绘制了一圈红带纹。矾红彩的呈色秀丽悦目，是宣德年间红彩的典型作品。
宣德炉根据炉耳和器形的不同，可细分为以下三种经典款式。
冲耳炉的炉耳向上直立，一对炉耳对称分布在口部两端并与口沿垂直，似可供人拎取的把手。
明宣德 铜冲耳乳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该炉高 22.2 厘米，口径 14.2 厘米，口沿略外侈，左右各有一只冲耳，收颈，鼓炉盖钮顶端雕刻镂空寿字，钮盖间饰俯仰莲瓣纹，钮身和盖面饰镂空宝相花，盖外沿饰一周回纹。器外底有减地阳文三行六字楷书：“大明宣德年制”。
蚰耳炉因炉耳形似蜒蚰（一种柔软细长的软体动物）而得名，器形上仿照宋代定窑瓷器款式，两耳上部与颈部相接，平行于炉口，下部逐渐变细连至腹部，如蜒蚰的尾部。同时蚰形也象征着龙形，因此也作为专供皇上和藩王使用的款式。
明 铜蚰龙耳圈足炉 故宫博物院藏
该炉高 8.6 厘米，口径 14 厘米，平口外侈，收颈，鼓腹下垂，圈足外撇，左右各饰蚰龙耳。炉底凸雕双龙纹，双龙张口，龙眉向上，似怒发冲冠状，为典型的明代龙纹。中间雕琢减地阳文 4 字楷书：“内坛郊社”。
铜蚰龙耳圈足炉（炉底细节）
鬲式炉因其上敞下束、类似于古代鬲的造型而得名。
明 法华贴花鬲式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该炉高 13.2 厘米，口径 10.7 厘米，器形上仿照商周青铜器鬲而制成。直口，深腹，下方为三足。通体施茄皮紫釉，松叶施绿釉。这件香炉整体风格古朴典雅，别具韵味。其胎体质地细腻温润，触手生温。炉身所施釉汁纯净无杂，釉彩色泽饱满，绚丽夺目。
由于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和喜爱，仿铸宣德炉蔚然成风。崇祯时期大量出现小作坊铸炉，明代铜炉的发展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清代“康雍乾”三朝社会发展稳定，官方再次参与铜炉铸造。乾隆皇帝博雅好且清代失蜡法的铸造工艺成熟，故出现大规模、制作精良的宣德炉。
清朝仿铸的宣德炉造型逐渐脱离了明代风格，融合外来文化，器形上变得新奇多样，不拘泥于“古”。颜色上主要为青绿和棕褐两色；纹样上由简洁走向繁杂，增添各种题材的纹饰；器形变得更为具象，增添写实的部分。
清 宣德款掐丝珐琅人耳长方盖炉 故宫博物院藏
妆花曼妙，织锦芳华
早在 5000 多年前，华夏民族就掌握了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到了汉代丝绸开启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见证了东方文明走向世界，丝绸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明朝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生产的经济政策，促使手工业蓬勃发展，民间丝绸种类繁多，纹样创新，海外贸易兴盛，明代丝织生产呈现出区域性、密集化发展的趋势。
明 鲁绣芙蓉双鸭图轴 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宗作为明朝初期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正值社会复苏，手工业起步时期，朱元璋在位期间民间丝织尚未完全恢复，宣德时期生产则扩大至县城。织造作为官府生产的大宗，政府对织造管理和生产质量极为严格，明初建立官府织造机构，设立各级官员监督检验，丝织物的花色、幅宽、经纬密度都须经过织染局官员的严格检查，若不合格，则追责惩罚。
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我国三大名锦为宋锦、云锦和蜀锦。宋锦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有“锦绣之冠”的美誉。其质地轻薄，风格古朴典雅，多用于制作服饰和书画、锦匣的装帧。例如明宣德年间织有欧阳修创作的《昼锦堂记》碑文，精妙绝伦。
明 柿红盘绦朵花宋锦 故宫博物院藏
该锦纵 142 厘米，宽 32 厘米，属于纬六重织物。主体用柿红色地经、地纬交织而成，掺有墨绿、秋香、淡茶、宝蓝、月白、粉红、皂褐等颜色。以盘绦构成六边形几何框架，双勾边内填织龟背、锁子、古钱、双矩、方胜、�e字几何小花纹，圈内填海棠、勾莲、秋菊、蜀葵等花纹。该锦“艳而不火，繁而不乱”，布局均衡，美观大方，色彩富丽典雅，层次分明。
云锦始于元朝，同样盛于明清。明朝初期云锦吸收缂丝通经断纬、分段挖花的方法，主要可分为织金、库缎、库锦、妆花四类，其中尤以“织金”与“妆花”两种工艺成就最高。
明宣德 黄地桂兔纹妆花纱 故宫博物院藏
该纱幅长 47 厘米，幅宽 48.5 厘米，为黄色经、纬线织平纹纱地。以棕、墨绿、桔黄、黄、白、蓝、浅粉等色线作为纹纬，与地经相互交织，呈现出平纹花的样式。以兔子作为主要纹饰，灵动活泼的兔子形象跃然其上，其间巧妙地穿插着菊花和牡等纹饰。整体布局严谨有序，调艳丽却不失古雅韵味，和谐统一。
丝绸在朝贡贸易中始终处于举重若轻的地位，宣宗时保持着这项礼节。以与日本朝贡为例，在永乐至宣德年间赏赐日本大量的“织金”织物，其中当属宣德八年明朝赐予日本国王及王妃的丝绸中以彩妆绒锦的数量最多，织金其次。丝绸品的大量输入也提升日本丝织技术，促使丝织产业的发展。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 1430 年 6 月 29 日），明宣宗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并就制造舟船等事下诏。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 27550 人。谁知这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出海前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在长乐停留约半年等候季风开洋，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应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郑和碑”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正文楷书直下计 31 行，首行 68 字，全文共 1177 字，除 9 字磨损外，尚可完整辨识。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 1405 年～ 1431 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这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
1433 年（宣德八年），郑和在返航过程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回南京。宣德九年（ 1434 年），王景弘率船队出使苏门答腊等南洋国家，约在年末回国。宣德十年（ 1435 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继位。
《明史》赞朱瞻基：“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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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王子�h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