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科技创新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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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了科技创新，这其实反映出了全世界的焦虑：如今世界经济遭遇了一个发展瓶颈，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瓶颈，无论东方和西方，如今所有人都在期待一轮颠覆式技术创新。今年的3位经济学家涉及的理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个是如何让技术和创新大量地出现。此外，其实贸易竞争本质核心是科技竞争，比如中国稀土竞争优势并不是因为资源多，而是提纯技术，中国科技创新会因为被美国逼迫而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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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得主分别是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按照诺贝尔奖的原话，一半奖金授予莫基尔，以表彰其“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诺贝尔奖继续紧跟时事，认为当前人类社会，最为迫切的是技术创造和创新。

对于莫基尔，其研究的内容和去年的达龙有点像，主要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书是《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年历史解读》，讲英伦三岛中，为什么爱尔兰远远落后大不列颠和英格兰？有人说是因为爱尔兰的资源不够好。而莫基尔认为是爱尔兰特殊的政治社会结构、地主与佃农的持续冲突及经济体制僵化。说白了，没有好制度，没有好的社会氛围，也没有接受到工业启蒙思想，所以错失了工业革命。相比于去年达龙那套制度经济学，包容性制度导致成功，汲取新制度导致失败的简单二元理论，稍微复杂一点，其考虑了更多因素对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莫基尔认为：若要形成创新循环驱动，我们既要知晓创新驱动循环的过程，也要知道创新背后的科学原理。而在工业革命前，科学原理是缺失的，这就导致新发现和发明很难累积，而这个时候，包容性思想和接纳变革，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莫基尔实际上是给后发国家开药方。

相比之下，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的理论，中国人就熟悉得多，他们开发了阿吉翁-豪伊特模型，这个模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新古典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解释了企业创新如何在竞争中淘汰旧技术、推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也就是说，他们的贡献，就是给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理论提供了数字量化模型基础，解释了破坏性创新的实现原理。相对而说，熊彼特提出理论的时候，那时候经济学的数理模型还不是很普遍。

对于破坏式创新，我想中国有很多人，尤其企业家是很熟悉的。总结一句话，创新是逼出来的。当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企业面临的要么是倒闭破产，退出市场，要么是创新，雄起，另辟蹊径。面对垄断者的压力，创新者会选择颠覆式创新来干翻垄断者，面对竞争，行业中的领先者以创新改变竞争格局，而落后者由于创新不足，或者不善于创新而逐步被替代。

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明确了几点：其一，企业研发投入决定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新技术必然取代旧技术。其二，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的社会结构能够助长创新，这点和莫基尔类似。其三，证明市场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其四，证明了企业兴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五，揭示了适当经济政策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其六，技术变革会带来经济周期性波动。

总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顺的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社会环境能够激励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是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其实和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因为人类经济增长正处在一个瓶颈期，所有人包括经济学家，都期盼能够用一场科技革命来抬高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天花板。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表面上，中美之间是贸易竞争，实际上，本质核心是科技竞争。我们的稀土优势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稀土资源多寡，而是来自于我们稀土提纯技术。而美国的优势就更不用提，芯片、操作系统和软件应用生态，是美国的牌。只不过特朗普的错误在于，他不是想着如何用竞争来促使企业创新，而是将技术作为武器来搞垄断经营，而这种作为，早晚会被中国等其他国家“弯道超车”。就好像熊彼特模型预示的那样，在有垄断者的行业里更容易出现颠覆者，因为其他企业只有颠覆式创新才能打败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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