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埠双墩遗址：淮河文明之光｜访古

（原标题：蚌埠双墩遗址：淮河文明之光｜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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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德芳 由徐州南下，我由江苏进入安徽的蚌埠。蚌埠，从其字面的意思解释，就是遍布河蚌的码头。不过这一名称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其实这一地区古代的文化十分灿烂发达，比如距今 7300 多年的双墩遗址出土的刻画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文字的源泉之一，大禹会集诸侯也被认为发生在这一地区。我到蚌埠，也正是为着这里的双墩遗址和禹会村遗址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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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州到蚌埠只有 170 余公里，但这边已经是淮河以南，淮河两岸，越冬的冬小麦已经返青，路旁是大片的翠绿。然而因为寒流南下，上午 9 点多温度仍是零下7度，行车之间，我很是为那些麦苗担心：它们能扛过这样的严寒吗？

双墩遗址的遗迹保护大棚

也许我来得过早了！当我赶到双墩遗址，发现这里还是正在建设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工地，现场除了一个保护发掘点的钢架大棚，什么也看不到。我不甘心，又赶到蚌埠博物馆，在这里才看到双墩遗址出土的遗物，也才有可能完成这篇访古文章。

双墩遗址的发掘与主要成果

双墩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是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距今约 7300～6800 年）的重要文化遗存。1985年，蚌埠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时发现双墩遗址，次年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试掘。1991 年和 1992 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双墩遗址进行发掘。三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约 375 平方米，出土了陶器、石器、蚌器、骨角器等大量文物。

2013 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在淮河中游、尤其是沿淮两岸开展有针对性的史前遗址考古调查，在蚌埠附近、淮河北岸发现了与双墩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的数十处聚落遗址，从而确立了“双墩文化”的命名。 2014 年，双墩遗址二次发掘正式启动，以全面揭示双墩遗址聚落布局。 2022 年 4 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也开始对双墩遗址区域进行勘探发掘。

双墩文化遗址分布图

双墩遗址核心区域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2～4 米，包含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连续文化层。已发掘的遗址中发现半地穴式房址 10 余处，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面积约 10～20 平方米，部分房址内有灶坑及生活用具残留，表明长期定居的聚落形态。灰坑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炭化植物遗存及陶片，为复原古人饮食结构提供了直接证据。发掘中还清理墓葬 20 余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较少，体现出平等的社会结构。此外，发现一处集中埋藏陶器、兽骨的特殊遗迹，推测与祭祀活动相关，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萌芽。

双墩遗址出土陶鼎

双墩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典型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支架、碗、钵、甑、器座、纺轮及网坠等，以平底罐形釜和钵形釜、矮圈足或假圈足饼底碗、矮喇叭座豆、鸟首或牛鼻形耳系罐、底腹均有箅孔的甑及祖形支架构成器物组合。陶器表面多饰绳纹、刻划纹、戳印纹等，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在陶器底部发现的630余个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形态多样，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双墩遗址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猪形

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双鱼形

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房屋形

双墩遗址“且”形支架使用示意

遗址出土了磨制石器（如石斧、石锛、石凿）、细石器（如石镞、刮削器）及大量骨角器（如骨针、骨锥、骨鱼钩）。石器的精细加工表明当时已具备较高的工具制作技术，而骨角器的多样性则反映了对动物资源的深度利用。

双墩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以双墩遗址为代表的双墩文化仍处于农业与采集渔猎并重的经济阶段。遗址中出土的炭化稻谷及水稻植硅体表明，双墩先民已开始栽培粳稻，但农业工具（如石斧、石刀）的粗放性显示其仍处于原始锄耕阶段。灰坑中大量鹿、猪、鱼类骨骼及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遗存，说明渔猎和采集在经济中占较大比重。骨鱼钩、网坠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了渔业的重要性。

双墩遗址出土的蚌器

双墩遗址出土的各式网坠

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已经初步专门化，制陶技术有进步，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部分器表经过慢轮修整，陶窑遗迹的发现表明已形成集中化生产。刻划符号的广泛使用可能催生了专职的“符号记录者”。石器加工已经规模化，遗址中发现石料加工区，出土的半成品石器及加工工具，显示石器制作已有一定的分工。

 双墩遗址出土的红陶盆

双墩文化时期已出现较远距离的贸易与资源交换。双墩遗址出土的玉器原料（如透闪石）及部分石料（如燧石）非本地所产，需通过远距离交换获得。这种贸易网络的存在，表明淮河流域人群与周边地区（如大别山、长江下游）存在物资流动。

双墩遗址出土的舌形陶器座和羊角形支架

双墩文化独特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陶器刻符。刻画方法主要为阴文线刻，少量是阳文剔刻。刻画符号数量多、种类繁、内容广，不仅涉及日月、山川、动植物、房屋、陷阱、网具、矛、弓箭等写实类，还有猎猪、俘鹿、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织、饲养家畜等生产与生活类，不仅有记事类，还有记数类，反映了六七千年前双墩人的生产、生活、宗教、艺术等。

不少符号反复出现，使用频率高，并有若干特别重要的组合符号，具有明显的记事性质和一定的表意功能。双墩陶器刻划符号的系统性与复杂性远超同期其他文化。部分符号如“日”“月”“山”等与后世甲骨文存在形态关联，虽未形成完整文字体系，但表明淮河流域先民已尝试通过符号记录信息。这一发现将中国文字起源的探索扩展至淮河流域，挑战了传统“中原中心论”的文字起源观。

双墩陶器上的人面形象

二是文化交融。双墩文化既保留着本土特色，又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例如，其陶鼎的形制与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相似，而彩陶元素则可能受仰韶文化影响。这种交融性表明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推动了中华远古各区域文化的整合。

 双墩遗址出土的盆形陶釜

三是原始信仰。祭祀遗迹中兽骨（猪、鹿）与陶器的组合，暗示先民可能通过献祭祈求丰饶或驱灾。此外，部分陶器上的太阳纹、水波纹符号，则可能与自然崇拜相关，反映了对生存环境的认知与依赖。

双墩遗址的学术价值与启示

在淮河流域发现的这个双墩遗址在学术上有着重大的意义。首先，双墩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淮河流域新石器中期的研究空白。双墩文化的确立，弥补了淮河流域介于裴李岗文化（黄河中游）与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之间的年代缺环，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提供了关键支点。

 双墩遗址出土的陶鼎

其次，双墩遗址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文明进程的缩影。双墩文化兼具南北特征，其刻符系统、稻作传统与贸易网络，揭示了早期中华文明并非单一中心扩散，而是多元区域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

双墩遗址出土的猪首形陶支架

第三，双墩遗址显现了文字与社会复杂化的关联。刻划符号的集中出现与聚落规模的扩大，暗示社会分工和权力结构的萌芽。符号可能用于标记所有权、祭祀仪式或传递信息，为早期社会的组织化提供了工具。

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塑人面

最后，双墩遗址开创了中国美术史的先河。双墩遗址发现的陶塑纹面人头像高 6.3 厘米、面宽 6.5 厘米、厚 2.9 厘米，圆圆的眼睛，小嘴微笑，嘴角微微上翘，耳垂有穿孔，眉弓突出，椭圆形脸颊两侧各有五个戳刺点连成一斜线，额头中间椭圆形的同心圆清晰可见。这一陶塑纹面人头像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就创造了划圆的简单工具和方法，并对图形有了一定认识和运用。专家考证，这是迄今中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雕题纹面实物。而今这一陶塑人头像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藏于蚌埠市博物馆。

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工作，淮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把淮河流域看成是黄河或长江的延伸或一部分。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成果，不仅重构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生活图景，更揭示了该区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独特地位，为理解中国早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提供了珍贵视角。也正因为如此，我看到双墩遗址的遗物，心中是兴奋的，因为它们为我们了解远古的中国，又提供了新鲜的资料。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