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平凡的一年”，一次有所不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原标题：“很不平凡的一年”，一次有所不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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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至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用“很不平凡”四个字，为即将过去的2025年作出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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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于“很不平凡”的一年里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呈现了诸多不同以往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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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后，本报曾刊发文章《理解经济政策新平衡》。文中提出，“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这一表述，首次将增长、就业和物价纳入同一政策目标框架，并将其列为“目标引领”之一。这一变化，折射出自“924”新政实施以来，中国经济政策思路经历的一次调整。

而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可能意味着经济政策思路的进一步深化。

对经济的认识发生了哪些变化？

2024年“924”新政出台后，中国经济运行和政策思路均出现变化。

同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六个统筹”的认识，即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六组关系。

进入2025年，在一年的经济实践中，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

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即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说，“五个必须”特别重要，也是未来经济工作的主旨。

“五个必须”中“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指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924”新政后，通过宏观政策升温，经济潜能进一步释放。这一认识实际上改变了此前部分经济观点中，对增量类政策的谨慎态度。其他“四个必须”，也都是在2025年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

基于上述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下经济的判断也进一步明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

其中，“供强需弱”进一步明确了“需求不足”问题的核心。如一些研究者提到，中国经济不仅仅在于需求不足，而是相对于巨大供给能力的需求不足，这意味着在提升需求的同时，供给侧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管清友认为，上述表述对问题的判断非常准确，说明政府部门看得清，也承认现实困难。

这些问题如本次会议所说：“大多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

经济增长目标定调有什么变化？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6年对经济目标导向的基本定调是“积极务实”。会议提出：“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

在政策取向上，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与2025年“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的表述相比，2026年更注重增长的质量和政策的效能。此外，会议也延续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的“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政策目标框架。

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定经济增长都放在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但一些研究者认为，基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对单一增长目标的强调在弱化。这进一步延续了2024年以来更加多元的宏观目标框架。

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张林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经济工作目标的表述较为简短，其中除“稳中求进”能够透露出“数量型”目标的要求之外，其他表述都是关于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在其看来，重提“跨周期”的表述，或表明宏观经济政策仍要预留政策空间，不会盲目走在市场曲线之前采取刺激性政策。总体来看，2026年GDP增速目标有可能重启2022年的区间值表述，设定在4.5%至5%。

另一方面，理解2026年的经济目标，要将2026年置于五年规划的整体框架之中。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按照五年规划“前高后低”的增速特征，2026年需要保持一定经济增速，为之后的增长预留空间，同时也要平衡好“十五五”时期的整体目标。

“十五五”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二十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目标需要在2029年完成。因此，作为开局之年的2026年，也肩负了“改革攻坚”的任务。

会议反复提及改革和政策的协同关系，提出“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增强改革与政策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推进改革需要经济政策提供一个相对温和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也会进一步释放经济的增长潜能，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为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空间。

按照会议内容，2026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事项将包括：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反内卷”，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相关的改革，要素市场化改革，财税体系改革，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

宏观经济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和目标，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整体延续了2024年的表述。这可以理解为：在增量政策端，财政和货币政策将会保持一定力度，但力度可能不会显著高于2025年。

多位专家预计，2026年财政赤字率不会低于2024年的4%，且财政工作将会着力解决部分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会议也多处出现地方债务化解的新提法，比如“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货币政策则进一步清晰了以物价为目标的政策导向，预计会“加量降价”，政策性降息幅度有可能达到0.2至0.3个百分点，降准幅度有望达到1个百分点，于上、下半年分别实施一次。

在增量政策外，2026年的宏观政策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新期待：一是宏观政策将更紧密地与改革政策结合；二是存量政策将会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述，宏观政策和改革的协同在本次会议中被多次提及，在具体政策取向上也有体现。

以财政政策为例，会议提出“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显示了对增量政策力度的保持；此外，会议也提出“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健全地方税体系”等改革措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说，这是“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的具体体现，融财政政策、财政改革，财政管理于一体，从总量政策、保持支出力度，到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相结合，这些事项又与财政改革连接在一起，比如“深化零基预算”，可以大大提升财政政策效能，这也是破解地方财政问题的一项改革系统性工作。

另一方面，近年来政策反复强调要“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本次会议又提出“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增量政策很好理解，存量政策是什么？

一些研究者认为，存量政策的优化包括对既有的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信贷结构的调整。过去，中国大量财政、金融资源沉淀在低效领域，对这部分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将会带来大量增量空间。此外，存量政策中与整体目标不协调的内容，也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

此前，相关政策研究者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曾表示，从现实情况看，政策工具箱中房地产“抑制工具”较多，“支持工具”较少，即使有部分政策工具，也多以“减少限制”为主。这与中央“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判断不符，因此要尽快完成方向性的调整。

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迎来哪些变化？

随着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协调性的加强，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社会的关注更加广泛，也会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产、生意和生活。

2026年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明显，会议提出：“要全面贯彻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坚持积极务实的目标导向，着力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正在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这种“获得感”甚至可以外延至“地方政府”这一重要的经济角色，会议首次提及“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在居民侧，会议强调“民生为大”，提及了多项与收入、就业、医疗、教育相关的增量和改革政策。

比如“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民生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以及稳就业相关结构性政策的推出等。再比如“教育资源布局结构调整”“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和优质本科招生”，研究者认为这有助于缓解家长的“高中焦虑”，也将让教育资源分配和人口分布更好地匹配。

在企业侧，会议要求“制定和实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加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过去的数年间，宏观经济和微观感受的“温差”是经济运行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增长依然是重要的，但在增长之外，具体的问题和市场主体的感受也很重要，需要政策着力解决、改善。

管清友表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出的系列战略性和策略性举措也非常务实。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条件，只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沿着相应的方向发展，就可以克服挑战和困难，使中国经济实现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