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陈行甲：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价值回报
（原标题：对话 | 陈行甲：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价值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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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益领域知名人物、曾以“网红县委书记”为人所知的陈行甲，因其个人收入问题受到争议。有声音指出，他在深圳恒晖基金会领取的年薪超过70万元，引发关于公益从业者薪酬合理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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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陈行甲发布视频宣布将“交棒”给年轻人，不再领取基金会的收入，并和俞敏洪达成了一项合作：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教育、东方甄选、新东方文旅的总顾问，年薪150万元人民币。同时，俞敏洪会加入恒晖公益基金会，每年捐赠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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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经济观察报曾与陈行甲进行过一次深度对话。在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从政时期的心路历程，分享了对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观察，也谈及了他对公益行业薪酬体系的看法。回头来看，陈行甲近日的转向，其实早有规划。
以下为访谈全文。
仕途
经济观察报：你大学学的是公共管理专业，为什么毕业后没有直接去做公益，而是选择从政？
陈行甲：我1988年上大学，大学本科在湖北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2001年参加全国统考到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当年清华大学的王名老师第一次在中国大学里开设了《非盈利组织管理》这门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学里讲授公益这个概念。2003年底毕业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民间公益，我那时就算想去做公益，也没有单位可以去求职，自己做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无论是当年我从事的政府工作，抑或是今天的公益事业，它们对我而言，内核是统一的，那就是“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说，从政是我当时认为能够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想最快付诸实践的路径。那段经历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我深刻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政策制定的逻辑以及大规模项目的执行方式。这是一段至关重要的“蓄力期”，为我今天能更有效地做公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从政和做公益，对我来说是殊途同归。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县委书记任上患抑郁症，可否谈谈中国的县委书记在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在一般公众朴素的认知中，除了“权力很大”这个公众印象，我们还应该如何来认知？
陈行甲：在中国公务员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岗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县一级来落地执行。几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是他的责任范围。可以说，县委书记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直面群众的“关键少数”。
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复合型的压力，包括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民生的压力，个人的压力等等。
所以，对于公众认知，我非常希望能超越“特别有权力”这个标签。权力，对一个负责任的县委书记来说，更多意味着“责任”。你手中的权力，对应的是几十万人的生计和未来。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高压力、高风险、高负荷的职业群体。他们也是普通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也会脆弱和疲惫。理解这份不易，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更全面、更人性的认知。
经济观察报：近些年来，我们也常能看到基层公务员罹患抑郁症的新闻。你是否设想过，公务员也需要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陈行甲：我认为这极其必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整个群体现状的反映。
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基层公务员，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温度。一个内心充满压力，甚至被情绪问题困扰的干部，是很难有耐心、有智慧去处理复杂群众工作的。
因此，为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不是一种福利，而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战略性投资。这个体系应该包括：首先要培育去污名化的组织文化，从组织层面破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歧视，要让大家明白，出现心理困扰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正常，主动求助是强者和负责任的表现。其次是专业的、保密的心理服务，建立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的心理援助热线，确保其专业性和绝对的保密性，让公务员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倾诉和求助。推行定期的心理健康筛查与培训，就像年度体检一样，把心理健康评估也纳入进来。最后还要加强对公务员的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能力的培训，建立非正式的互助网络，鼓励和支持建立一些兴趣小组、运动社团，让大家在工作之外有一个情感交流和压力释放的渠道。
一个健康社会，必然需要一个身心健康的公务员队伍。正视并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
经济观察报：一般来说，在公务员体系中，官员要讲求低调务实，很少展露自己的个性，你是很早就通过自己的个人才艺，来为巴东作形象代言。后来，这一现象渐成风潮。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认为官员群体，是否应该勇于展现自己的个性？
陈行甲：关于官员个性，我认为关键不在于“展露”，而在于“为何展露”。我当初为巴东代言，不是为了展示“陈行甲”的个人才艺，而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是能为巴东吸引关注，推介旅游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我的“个性”是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工具出现的。
所以我认为，官员当然可以，甚至应该在适当时展现自己的个性、特长和魅力，但这必须服务于两个前提：其一是服务于公共利益。你的个性展现，是为了推广地方品牌、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创新工作方法，而不是为了打造个人IP、追求名利；其二是保持真实与真诚，这种个性应该是你真实一面的流露，而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人设。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还常回巴东吗？巴东近些年有什么变化？
陈行甲：是的，巴东在我心中有非常特殊的位置，那是我奋斗过、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地方。那里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因为现在工作繁忙，回去的次数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我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和以前的同事、当地的朋友保持着联系，时刻关注着它的发展。
巴东近些年的变化是巨大的，每次回去都让我感到欣喜和自豪。看到这些变化，我由衷地为巴东人民感到高兴，也为现任的干部们的努力付出点赞。我为自己曾是这片土地的“服务员”而感到骄傲，未来，如果我的公益事业能有机会回馈巴东，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款项
经济观察报：从恒晖公益基金会的官网看到，基金会的钱只来自于月捐人，还有别的资金来源渠道吗？
陈行甲：官网突出月捐人，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基金会最健康、最值得骄傲的基石。由成千上万普通人构成的月捐群体，代表着一种持续、稳定且广泛的社会信任。这种模式让我们能够进行长期规划，而不是总在为下一个项目发愁。
当然，我们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除了月捐人，我们还有企业捐赠、大额个人捐赠、专项基金合作，以及在一些特定项目上与政府的配套资金或购买服务等。我们虽然有很多渠道，但始终会把月捐这种公众持续参与的模式放在核心位置，因为它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社会共识和公众力量的体现。
经济观察报：基金会六成以上的钱分配给了“联爱工程”，为什么这么分配？
陈行甲：这个分配比例是经过我们理事会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战略性决策。“联爱工程”是我们基金会的旗舰项目，它聚焦于困境儿童的大病救助，这是一个社会痛点非常突出、现有保障体系尚有缺口，且能产生深远社会影响的领域。
我们之所以如此重仓投入，主要基于三点考虑：首先是战略聚焦，公益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并力求把它做深、做透、做出一个可复制的模式。与其“撒胡椒面”，不如“打一口深井”；其次是高影响力，救助一个大病患儿，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这个项目不仅关乎生命，更关乎社会公平和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它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第三是模式探索，“联爱工程”不仅仅是给钱，我们更在探索一套“政府医保+公益组织+社会爱心”高效联动的救助体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为中国儿童大病救助领域探索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前期的重度投入是必要的。
经济观察报：官网的年报显示，2024年你的收入为70万元左右，这个钱是净收入吗？
陈行甲：年报上披露的数字是我的税前总收入，包含了基本工资、绩效、社保、公积金等所有项目。按照国家规定纳税后，实际到手的净收入会低于这个数字。我们坚持将管理人员薪酬在年报中进行公示，正是为了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
经济观察报：这个收入应该远超此前你从政时的收入，你如何看待社会普遍认为的公益人收入不应该过高这个看法？
陈行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反映了公众对公益行业的一种期待和误解。我完全理解这种看法背后的朴素情感：大家希望捐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对此，我认为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价值回报。现代公益已经不是简单的“发善心”，它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顶尖的管理、财务、项目和传播人才。如果我们希望用一流的人才去解决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就需要提供与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否则，这个行业将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最终损害的是服务对象的利益。
透明是信任的基石。公众担心的不是公益人拿工资，而是薪酬不透明、不合理。我们的薪酬是由理事会根据行业标准和我的岗位职责来制定的，并且严格在年报中公开。我们有一位大额捐赠人在3年前提出，如果我们恒晖不按照奉献价值全员涨薪，就不再继续捐赠了，而且这位捐赠人为恒晖所有员工的工资支出进行了专项捐赠。正是有这位捐赠人的大力支持，恒晖才召开理事会专门讨论确定了新的薪酬管理制度。我认为，只要薪酬制度是公允、透明、经得起质询的，就应该被接受。
公益人的价值不应被“道德绑架”。要求公益人“用爱发电”是不现实也不公平的。他们也需要体面的生活，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中。公益人选择做公益，是出于使命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公益人必须过清贫的生活。公益人的价值，最终体现在为这个社会创造了多大的积极改变。
经济观察报：过去十几年，中国公益行业经历了多轮信任危机。你认为行业当前最大的信任挑战又是什么？公益组织在透明度和公信力建设上还应该怎么做？
陈行甲：过去，信任危机多源于财务不透明或个别丑闻。我认为，当前行业最大的信任挑战已经升级，变成了“影响力信任”的挑战。
也就是说，公众不仅问“我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更开始问“我的钱花得有效果吗”“带来了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一个机构只公布财务数据，却说不清自己的项目逻辑和最终成效，同样会失去信任。
对此，公益组织需要做到“极限透明”，即不仅公开财务报表，更要公开项目的设计逻辑、执行过程、遇到的困难以及最终的评估报告。让捐赠人成为“项目合伙人”，而不仅仅是出资方；其次要做到专业化与数据化，用专业的评估工具和数据来证明项目的有效性。学会用结果说话，而不是仅仅用故事煽情；第三要主动沟通与回应，建立常态化的公众沟通机制，坦诚面对质疑，快速回应关切。公信力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在一次次真诚的互动中动态建立起来的；第四要强化行业自律与监管。除了机构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有力的行业协会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建立起行业的信誉标准。
身份
经济观察报：从体制内的县委书记到一个需要四处筹款的公益人，这种身份转换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果都是“为人民服务”，这两种“服务”有什么区别？
陈行甲：最大的挑战在于资源的“动员逻辑”完全不同了。在体制内，作为县委书记，我更多的是调动和整合公共资源。资源是既定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权的，我的工作核心是如何把这些资源更公平、更高效地分配下去，推动政策落地。
而作为公益人，我需要去创造和感召社会资源。资源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信任需要一点一滴去建立。我必须清晰地向公众、向捐赠人阐述我们的愿景、项目模式和社会价值，用透明、专业和成果去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要求我从一个“指挥官”变成一个“沟通者”和“产品经理”，不断打磨我们的公益产品，向社会“兜售”我们的梦想。
至于两种“服务”的区别，我认为政府的“服务”，更注重广度、公平和兜底。它要确保政策普惠大多数人，建立一个社会保障的基本盘，是“雪中送炭”的体系化保障。而公益的“服务”，则更注重深度、创新和补充。它能关注到那些政府政策难以覆盖的“长尾人群”，进行更个性化、更有人文关怀的救助，是“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的精准滴灌。二者是伙伴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更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
经济观察报：做公务员调动的是公共财政和行政资源，做公益依赖的是社会捐赠和志愿者，这两种不同的资源体系，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各有什么优劣？
陈行甲：这两种资源体系各有其鲜明的优劣势，它们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公共资源体系（政府）的优势在于规模巨大、权威性强、可持续性好。能够进行顶层设计，从根本上推动系统性变革，比如建立全民医保、义务教育等。但做事流程相对刚性，决策链条长，灵活性不足，有时难以快速响应和满足小众、个体的特殊需求。
而社会资源体系（公益）的优势在于灵活、高效、创新性强。能够快速识别社会痛点，精准服务特定人群，并且善于运用情感链接和社区力量，在人文关怀层面做得更深入。但资源总量有限、稳定性差，容易受到经济环境和公众情绪的影响，项目规模和覆盖面难以与政府匹敌。
最好的模式，我认为就是二者的结合，即“政社合作”。政府出政策、出基础资源，公益组织发挥其专业、灵活的优势，进行项目的具体执行和模式创新，这样才能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经济观察报：作为县委书记看社会问题和作为公益人奔走在受助者身边看社会问题，这两种视角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是否不同？
陈行甲：完全不同，但又相辅相成。这就像一个是从“高空”俯瞰，一个是用“显微镜”观察。作为县委书记，我看问题更多是宏观的、结构性的。我会关注数据，比如全县的贫困率、入学率、医保覆盖率。我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政策调整、财政投入来解决整个区域的问题，看到的是“森林”。
作为公益人，我奔走在一线，视角是微观的、个体化的。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因为没钱治病而绝望的眼神，是一个家庭为了照顾病人而陷入的困境。这些具体、鲜活的故事，让我对“贫困”“疾病”这些宏大词汇有了更深刻、更具温度的理解，看到的是“树木”和它上面的每一片叶子。
现在，我庆幸自己同时拥有了这两种视角。宏观的经验让我能设计出更具系统性的公益项目，而微观的体感则不断提醒我，我们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那一个个具体的人。这种结合，让我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变得更加立体和完整。
经济观察报：在体制内，成功有相对明确的考核指标（如GDP、脱贫人数）。在公益领域，该如何定义你的成功和一个项目的“成功”？
陈行甲：体制内的KPI相对清晰。在公益领域，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更加多元和长期。
对我个人和恒晖而言，“成功”包含3个层面：首先是可衡量的改变，这和政府指标有相似之处，比如我们救助了多少名儿童，为多少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项目的成本效益比是多少，这是我们向公众交出的“硬核”成绩单；其次是可持续的影响，一个项目真正的成功，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而在于当我们离开后，它是否还能持续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我们是否成功推动了当地某项救助政策的完善？我们是否建立了一个能自我运转的社区互助网络？我们是否提升了公众对某个议题的认知？这是一种“授人以渔”的成功；第三是人心的温暖与尊严的重塑，这是最核心、也最难以量化的。看到一个被救助的孩子重返校园，脸上重现笑容，看到一个受助家庭走出了阴霾，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这种人性的光辉和尊严的回归，是我们衡量成功的最终标准。
经济观察报：你从一个“体制内的执行者”变成了“与体制合作的公益人”，这种角色转换，让你在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或合作时，会有哪些便利？
陈行甲：这段经历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我想把这种便利理解为一种“翻译能力”和“桥梁作用”。
首先，我“懂语境”。我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逻辑、决策流程和政策关注点。在沟通时，我能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将我们的公益项目与政府的中心工作（如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相结合，让他们看到合作的价值和可行性。
其次，我“识地图”。我清楚一个项目需要对接哪些部门，打通哪些环节，能更快地找到关键人，提高沟通效率。
最重要的是，过去的经历为我个人和机构积累了信誉。政府部门会相信，我们是真的想务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是添麻烦。这种基于过往履历的信任，是推动合作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我希望能扮演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超级联络人”角色。
未来
经济观察报：未来，你期待恒晖公益能成为一个怎样的机构？未来的中国公益事业，与今天相比会有何不同？
陈行甲：对于恒晖，我期待它不仅仅是一个“慈善组织”，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商”。我希望它专业、高效、透明，能够成为一个可信赖的公益品牌，并且能够孵化和输出一些可复制的、系统性的公益模式，成为推动行业进步的“创新引擎”。
对于未来的中国公益事业，我认为将呈现几个不同：首先是更专业，科班出身的公益人才会越来越多，公益将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领域；其次是更多元，除了传统的扶贫、助学，议题会更加细分，如心理健康、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会成为主流；第三是更融合，公益、商业、科技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商业向善”和“公益增效”将成为常态；第四是更理性，公众的捐赠行为会更加成熟，从“感性捐赠”转向“理性选择”，会更看重机构的专业能力和项目成效。
经济观察报：恒晖公益基金会还会开发哪些新项目？你选择新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陈行甲：我们肯定会拓展新的项目领域，但会非常审慎。我们选择新项目的标准，是“社会痛点”与“机构能力”的交集，而不是盲目追逐社会热点。
具体来说，有几个核心标准：首先是使命契合度，新项目必须符合我们的核心使命；其次是社会需求的迫切性，我们关注的是那些现有体系未能有效覆盖、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的“真问题”。这主要基于我们长期的、深入的一线调研和观察；第三是我们的核心能力，我们会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该领域建立优势，是否能提供比别人更优的解决方案。比如，需要较强的政府协作能力的项目，就是我们的优势区；最后是可规模化与可持续性，我们倾向于选择那些有潜力发展成可复制、可推广模式的项目，而不仅仅是做一次性的救助。
所以，我们的项目开发是基于深刻的社会观察，并用理性的战略框架去筛选，而不是简单地追逐热点。
经济观察报：未来你个人还有什么打算？
陈行甲：我常常用“爬山”来比喻我的人生。第一座山，是在体制内，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努力攀登，希望能为一方百姓带来福祉。那是一座讲求责任、纪律和宏大叙事的山。
后来，我选择了攀登第二座山――创办恒晖，投身公益。这座山，需要的是感召力、同理心和从零到一的坚韧。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起，在这座山上奋力向上，搭建起像“联爱工程”这样的项目，也算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风景。
但是，人生，不止是攀登。当你在山顶看过风景，更重要的或许是思考如何“下山”，以及如何看待山与山之间的广阔天地。
所以，我的未来，可能会迎来一次“转场”。我想“退后半步”，把恒晖这个我已经搭建好的登山大本营，把最好的攀登路径，交给更有活力、更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他们是公益的未来，我的角色将从一个一线攀登者，转变为一个陪跑者和支持者。我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分享经验，提供建议，做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而我，则想去做两件我搁置了很久的事。第一件是写作。我想把自己这两座山攀登路上的风景、遇到的风雪、走过的弯路，都沉淀下来，变成文字。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记录，我也希望这些经验和思考，能给后来者一些启发，让他们在自己的攀登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第二件是旅行。我想去周游世界，做这个时代的徐霞客。也想去看看那些我曾经从山顶俯瞰过的田野、河流与村庄，但这一次，是以一个纯粹的观察者、倾听者的身份。不带任务，不带预设，只是去感受、去理解这个真实而多元的世界。
总的来说，未来的我，可能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显得那么目标明确、步履匆匆。我会慢下来，把更多的精力从“做事”转向“思考”和“传承”。我相信，这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来继续我“为他人服务”的初心。把舞台留给年轻人，而我，去寻找一片更广阔、更宁静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