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贺铿：别只盯着投资，多想想怎么涨工资

（原标题：对话贺铿：别只盯着投资，多想想怎么涨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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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开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就持续在社交平台账号中发布文章，几乎保持了每周更新一次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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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包括一些游记、感悟及个人爱好的分享，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是针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和观点。这些观点与其2010年至今在公开场合反复表述的经济主张一致：不应继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而应将政策重点转移至提高居民收入、提振消费上。

贺铿认为，对投资过于倚重的趋势从1998年就初现端倪，2008年后其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最终导致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处于低位。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症结所在。

在贺铿看来，当下经济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应是提高居民收入，这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调整方案。比如，如何推动企业给员工涨工资。“很多企业家害怕提涨工资，但这不能成为回避的理由。应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但他也强调，这种机制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而是基于企业、员工等各方共识，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机制。这种机制广泛存在于各市场经济体中，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这些观点并不是中国经济领域的主流看法，很多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加大投资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速。但近年来，经济政策开始呈现更强调消费与收入分配的迹象，支持贺铿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个人社交媒体的文章阅读量也不断攀升。

贺铿的很多观点与当时的主流声音相悖。201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高房价的不满和担忧，一句“副部级官员都买不起房”让他备受关注和争议。

对于新基建，他主张“一分为二”看待。2019年在武汉举办的一场以5G为主题的大会上，他曾指出5G建设过于超前；他还认为，数字经济概念虽热度颇高，但定义尚不清晰，很多企业与行业所谓的数字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经济。

他认为一些行业曲解了“反内卷”的理念，因为头部企业更易从中获益。他说，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政府有能力压制竞争，可一旦损害了市场竞争活力，再想恢复就难了。

进入行政体系前，贺铿曾在高校教授经济计量学和统计学。在退休后，他更倾向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学者、研究者。

贺铿说：“我的观点不敢保证全对，但多数经得起推敲。因为我的言论是经过思考与研究，从不信口妄言。”他认为，在经济政策建议方面，有研究、有想法就应该发声，敢于发声。否则，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呢？

重视失业数据统计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思路有哪些变化？

贺铿：长期以来，我们宏观调控总是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还伴随着宽松的货币环境。有些年份虽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执行中仍偏向积极，形成了“双积极”的格局。

这种“积极”政策，重点多放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上。有些基建项目确实带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比如高铁，世界各国都认可中国高铁建设的成绩，可真正实现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发展经济要尊重客观比例关系、要讲经济效益。经济发展不能总靠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更不能一直靠赤字财政、发债搞建设。

我的基本观点是：特殊情况下，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必要的，但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同时，不能一味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关键要调整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对于房地产及效益不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不宜再过度投入。资金应该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

我觉得，目前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调整。只有逐步完成这种结构性转变，经济才能真正好起来。

我去广州调研时，许多企业家反映，他们并非没有资金，也不是不愿投资，而是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现在投什么都不赚钱。我们必须解决企业“无处可投资”的困境。

部分经济学家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始终持谨慎态度。即便我们不像美国那样直接“发钱”，但对确有困难的职工也应该给予救济。否则，“五险一金”中的失业保险是干什么的呢？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尤其需要拿出切实措施重点解决。我们每年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这是不小的挑战，必须有相应的对策。

经济观察报：关于就业率统计的讨论较多，你有何建议？

贺铿：目前我们主要统计城镇失业率，但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的是农村失业问题。大量农民工失业后返回乡村，不可能在城市坐吃山空，因此失业问题更多体现在农村。这是统计工作需要加强覆盖的领域。当然，这并非我国独有现象，很多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

失业率是宏观经济决策中非常重要的参考数据，必须做到真实、可靠。我很佩服格林斯潘，他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总是紧盯失业率、通胀率等与民生相关的经济指标，对经济增长率似乎并不刻意追求。但他成功帮助美国平稳度过了20世纪波涛汹涌的20年――此前经历了60年代的滞胀、70年代的经济起伏，直至90年代迎来十年高增长、高出口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低财政赤字的“新经济时代”，实属不易。

我多次强调，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者应该深入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转型经验，探究其如何实现“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这一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经济观察报：农民工市民化也是这一轮经济学者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

贺铿：至今，城市的很多福利尚未覆盖农民工群体，他们甚至在子女入学等方面遭受歧视。这两三亿农民工在统计城市化率时被计入城市人口，却无法充分享受城市福利。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公平，城市化率也不敢说很真实。

经济观察报：劳动力领域的“刘易斯拐点”是一个重要节点，你认为我们已跨越这一拐点吗？

贺铿：没有跨越。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失去“人口红利”，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窗口期。只有当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再也转移不出劳动力时，才算真正到达“刘易斯拐点”。目前，中国农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农村人均收入仅为城市的一半，这意味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依然存在，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

经济观察报：但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问题，我国劳动力整体年龄在上升。

贺铿：我们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人到了三十五六岁就难以找到工作，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属少见。这个年龄段本应是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时期。此外，不少企业推行明显违反劳动法的制度，比如“996”工作制，这是不正常的，政府应当干预。

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机制

经济观察报：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重视投资、重视基建的经济思路始于1998年，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贺铿：“重建设轻民生”的现象一直存在，过去还有过“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但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推行确实始于1998年，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各界认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时，政策层对“积极”的程度有所控制，避免过度扩张，对房地产也保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之后，房地产热潮兴起，地方政府的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房地产激发了地方领导的积极性，因为一旦房地产产业发展起来，地方财源就会滚滚而来。曾有记者问我如何遏制房地产热？我回答：“如果把土地出让金全部收归中央，地方还会这么热衷于房地产吗？”

经济观察报：但地方政府可能会说，没有这笔收入，很多事情就办不成了。

贺铿：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量入为出”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靠房地产，地方政府的任务很多，不也发展得很好吗？过日子就该量入为出。我多次建议，应回头总结历史经验。不回顾、不总结，后续工作就难以理清头绪，拿不出好办法，就只能回到最擅长的路径――扩大投资。

经济观察报：我们扩大投资的方向有所调整，比如从大型公共设施到市政设施，包括前几年的新基建，你怎么看待新基建的投资领域？

贺铿：对新基建要一分为二地看：部分领域确实值得投入。比如特高压输电就非常必要，若不建设，“西电东送”就做不成，风光电并网难度也会更大。但有些领域应该谨慎推进，不宜操之过急，比如5G基站建设。当年在武汉的一次大会上，我就对此提出过不同看法。我说，何必如此急于推进5G？投入成本太高了。一个基站动辄上百万元，最少也要50万元。中国大、地理环境复杂，要实现全覆盖花费巨大。现在物联网还没有建成，生产领域对5G需求并不迫切，还需要持续观察，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经济观察报：你在文章中提到，这种偏重投资的经济思路实际上挤压了居民收入，进而影响了消费提升，比如2008年后我国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贺铿：GDP核算有两种方法：支出法和生产法。我们目前以生产法为主，同时也采用支出法核算。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就是通过支出法得出的。这一数据本质上反映了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有多少用于资本形成，多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尽管大家感觉政府开支较大，但实际上我国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这些年一直维持在15%至20%，与其他国家相差不大。最终消费中下降最明显的是居民消费，其占比从常规的50%降至2008年后的35%左右，这是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政府投资多了，居民收入增长就变慢？

贺铿：一年生产的财富――GDP，就像一块月饼，这边分多了，那边就少了。钱大量投向基本建设，政府又要维持一定支出规模，居民得到的当然就少了。居民所得减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缓慢，二是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支出不足。这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至15个百分点。

经济观察报：经济形势好时涨工资没问题，但经济下行时，很多企业涨工资的难度会增大。

贺铿：很多企业家确实害怕提涨工资，但这不能成为回避问题的借口。应建立一种机制，让企业在利润增长时相应提高员工工资，且需要通过立法手段实现。我在第十届人大期间曾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出口退税只退还生产环节已征收的消费税，不搞笼统的“出口退税”；二是建立最低工资制度。这两项都得到了解决。中国最低工资制度通过试点逐渐推广，目前已覆盖全国。但是，该制度虽已经落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却有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最低工资标准设定偏低；二是各地执行不力，缺乏强制性。应当制定更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

经济观察报：如果自上而下推动加薪，国有企业可能更容易执行，这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国企和非国企员工的收入差距？

贺铿：工资法规应覆盖所有企业，内容还应包括调节不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涨工资的重点应放在低收入企业与部门。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其实不算低，只需要进一步推进薪资体制改革。

工资增长机制与所有制关系不大。很多国家基本没有国有企业，但同样会推进收入分配机制建设。这并非行政命令式的涨薪，而是通过这种机制约束各方，共同推动薪资水平提升。其中，立法是根本，工会等机构的依法参与也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谈到提振投资时，我们有很多具体方法，但提及增收，往往只有概念性、原则性的建议，缺乏具体措施。

贺铿：基本方法我刚才已经提到，一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机制，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主要途径；二是加强社会保障，让所有人减少后顾之忧；三是想办法减少居民负担，比如解决教育费用高昂问题。不要求短期内彻底解决，但要有长远思路，逐步推进。当然，少数人愿意为子女教育投入巨资的社会现象，只能慢慢引导。调整收入分配会触及既得利益，要防止保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

经济观察报：现在年轻人非常关注收入分配问题。

贺铿：他们确实很关心这个问题，而且很多人很有思想，不是盲目冲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不可能靠一两个文件或一两年时间就彻底解决。但必须持续努力，且要抓紧抓实。

经济观察报：目前企业利润普遍较薄，若强行加薪，会不会导致一批企业退出市场？

贺铿：企业肯定会有反对声音，任何时候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支出，他们都会有意见。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即前文提到的“工资与利润协同增长”机制。企业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让各方充分表达诉求，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构建框架。有了制度框架，就好办了。

经济观察报：所以前提是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取得共识。

贺铿：对，这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宏观调控往往针对短期问题，比如经济下行时推出积极财政或促消费政策，但你关注的更多是中长期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

贺铿：短期政策应服务于中长期目标，最终要解决长期问题。很多经济学研究者缺乏这种系统性考虑。例如，一提经济增长就想到“三驾马车”，但实际上居民消费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发展生产的核心目的。

经济观察报：“三驾马车”确实是一个常见的分析框架，比如消费疲软就用投资弥补，消费和投资都不行就寄希望于出口拉动。

贺铿：这就是短期行为。经济政策应关注真正重要的长期目标。

经济观察报：当前经济领域的政府工作中有两个关键词：“反内卷”和企业账期问题，你怎么看？

贺铿：企业账期延长的问题以前就存在，根源往往在于政府拖欠款项。20世纪90年代“三角债”问题严重，其中政府欠企业的债务占比很高。政府为何欠债？因为做了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情，没有遵循“量入为出”原则。企业在当地经营，不得不承接政府项目，但政府又无力支付款项。这不是一天形成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反内卷”是今年重要的政策方向，几乎各行各业都在推进，你如何看待？

贺铿：我认为很多行业误解了“反内卷”政策，“反内卷”不宜大张旗鼓地推行。在我看来，所谓“内卷”本质上是竞争。竞争本身不应被反对，除非是不合理竞争，比如凭借资本雄厚或利用与“领导”的关系打压对手、搞垮企业，这种行为才需要政府干预。泛泛地“反内卷”容易挫伤竞争活力。压制竞争容易，政府也有此能力。但若误伤正当竞争，想再恢复市场活力就难了。“反内卷”往往受到行业头部企业欢迎，甚至有些企业家借此提出政策建议，因为这些企业能从中获利。但经济政策不能被少数行业或大企业“带节奏”，不能让其将自身利益植入政策建议中。

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不少经济学研究者聚焦于扩大产能、增加投资，强调效率优先、做大蛋糕，较少谈及分配问题，近年来才开始出现了这方面的观点，原因是什么？

贺铿：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过去发展逻辑带来的后果，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人的认知并非一蹴而就。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在经济政策建议方面，关键是要让有胸怀、有思想、有担当的人敢于发声。我常举出口退税的例子，我曾对出口退税的目标提出异议，相关部门负责人明确反对，但我仍坚持观点。我并不反对出口退税税率，核心诉求是明确出口退税的指导思想――不是为了多出口或鼓励外贸，而是为了防止重复征税。许多税已在生产环节征收过，出口退税是为了避免贸易过程中重复课税。按照这一原则，应该做到多征多退、少征少退、未重复征税则不退。起初很多人不同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部分地方财政压力加大，支持这一观点的人逐渐增多。因此，不能认为多数人一时的看法就是主流、就是真理。

经济观察报：你与主流分歧比较大的地方，可能在房地产领域。2012年接受采访时你曾表示，连北京的副部级官员都买不起房，房价不应如此之高。

贺铿：房子本质是供人居住的，国际上通常用房价收入比判断房价高低：例如一个三口之家，夫妻两人工作，年收入10万元，若能在四至六年内靠收入买下一套宜居住房，房价即为合理。按这个标准，我当时问记者：“你买得起吗？连你都买不起，我连一个厕所都买不起。像你这样的记者、我这样的副部级官员都买不起房，这样的房价合理吗？”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贺铿：每年5%的增长率已经不低。按照我们的经济体量，5%的增速在全球各国中都是一个很亮眼的增速。但为什么在这个增速下，就业与民生等微观感受存在“温差”，这值得深入分析。我认为，不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们的经济就比较难健康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预估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态势？

贺铿：我的判断是，只要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明确，着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们有望在三至五年内恢复健康发展。

经济观察报：这些年，你的很多观点都与主流的观点不太一致。

贺铿：我不知道什么是“主流观点”，也不知道谁是“主流经济学家”。我说话比较直接，不敢保证全对。但多数观点还是经得起推敲的。为什么？因为我不会把个人的利益“嫁接”到言论中，我的观点也不想取悦任何人。每个观点背后，都有我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不会信口开河。我最近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发展纵论》前言里写过一句话――“耻于说假话，羞于说奉承话”，这句话就是我做人和说话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