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思维下的文明演变及体制韧性

（原标题：长线思维下的文明演变及体制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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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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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线主义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尺度，关注文明的演化、国家体制的韧性，以及社会的长期繁荣与兴盛。然而在现实中，尽管部分决策者怀有践行长线主义的意愿和情怀，但由于选民和股民更关注短期利益和即时回报，这使得长线理念的实施往往面临重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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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困境，笔者认为，要实现并落实长线主义，不仅需要唤醒选民和股民的长线意识，还应将长线元素系统地纳入社会契约以及企业领导人的绩效考核体系之中。

长线主义的落实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文希望将探讨和弘扬长线思维作为推动长线主义的一个起点，以此呼吁更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者、对子孙后代及地球可持续发展负责的仁人志士，运用长线思维更好地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长线思维视角下的两希文明演进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KarlJaspers）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TheAxialAge）的概念。这一时代大约从公元前800年持续到公元前200年，期间，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在全球不同地区独立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Axis）”。因此，这个时代被称为人类“轴心时代”，这一时期的文明则被称为“轴心文明”。

尽管希腊的理性、希伯来的神性、印度的空性和中国的心性各有特色，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心灵的摇篮，体现了人们对生死问题的终极关怀，并实现了超越性突破，其影响延续至今。

在四大轴心文明中，希腊和希伯来文明相融合形成的“两希文明”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宗教改革，孕育了启蒙思想并催生了科学革命。这一系列变革使人类从神学及教权（下称“教权”）和王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理性的运用和现代科学的发展，为以法治及契约精神为纽带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两希文明”的融合逐步将人类从“教权”（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运动等）和“王权”（由《大宪章》开启变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现代化（包括现代教育、科学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制度、现代国家建设以及人类生活条件的大幅改善等）及现代性（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它们通过不断演变及革新，一步步塑造了现代世界，并逐步成为当今世界文明的主流。

笔者试图从“两大解放”催生现代化及现代性的视角出发，观察“两希文明”在过去500多年的演变历程，以及其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发展脉络。由于涉及时间跨度大、涉猎学科众多，本文可能存在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宽容指正。

人从“教权”的解放

人从“教权”的解放始于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高举复兴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的旗帜，开启了现代人文主义，打破了中世纪较为封闭僵化的教会权威对人类精神世界和思维的禁锢。从此，社会发展从以神为中心逐步转向以人为中心。

文艺复兴不仅确立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倡导个性解放和个体自由，还为世俗生活和追求幸福生活正名，同时为艺术的繁荣拓展了新的空间。在经济领域，文艺复兴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理性主义，现代科学和现代教育由此萌芽。同时，正如尼采是基督教的“消毒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基督教的变革。

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国沃尔姆斯市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这篇檄文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实践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并催生了基督教新教。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激烈斗争，欧洲在经历了30年宗教战争的残酷洗礼后，于1648年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首次确立了宗教自由和国家主权的原则，现代民族国家应运而生，现代国际法秩序开始建立。

这场宗教改革打破了“政教合一”的格局，使人类挣脱了教权的桎梏，进一步促进了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使欧洲开始向现代多元社会过渡。

宗教改革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1905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激发了人们追求世俗成功的动力，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韦伯的这一分析将宗教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为观察社会变革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此外，始于16世纪的科学革命复兴了希腊的理性及科学精神，与宗教改革相互影响，与启蒙运动彼此成就。哥白尼、伽利略、维萨里既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也是科学革命的先驱。牛顿、培根、笛卡尔等人既是科学革命的巨擘，也是启蒙运动的主将。

现代科学的发展不仅拓展了人的自由，解放了生产力，还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

人从“王权”的解放

希伯来文明存在对“王权”的体制性约束。希伯来社会是一种以托拉（Torah，广义泛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义，亦即上帝启示给人类的教导或指引；狭义上指摩西五经）法度为核心的社会，其基本的社会理想是人人遵守托拉法度，并且在律法面前一律平等，这便形成一种“律法之治”。

在这种律法下，至高的立法者与审判者从来都是神自己，君王不仅无权制定法律，而且受到托拉这一根本大法的限制；同时，拥有献祭和神谕等精神权力的祭司与先知不断对君王的违法僭越行为进行监督，反映到实际政治生活之中即是神权制衡下的有限君权。

人真正从“王权”中解放出来要追溯到发表于1215年6月15日的英国《大宪章》。它第一次通过法律限制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确立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原则，开启了“王在法下”“从臣民到公民”的历史性变革，也初步确立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1689年，洛克在著作《政府论》中提出“分权”的概念，即立法、行政和外交权应该分开，以防止权力过于集中。1748年，孟德斯鸠在著作《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分权理论，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实现权力制衡和平稳交接。

自此以后，自由与法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和休谟，到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再到德国的莱布尼茨和康德，这些启蒙思想家通过不懈努力，推动了人类思想的解放与进步。

在他们的影响下，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继爆发。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年）先后问世，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也在美国得以实践落地。自由、理性、平等、博爱、科学、民主和法治等启蒙价值深入人心，成为人类主流价值观，为现代教育、现代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现代金融体系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用跨度长达千年的长线思维来看，四大“轴心文明”中的“两希文明”历久弥新，不断地自我扬弃与革新，通过两个解放（教权和王权）成为现代化及现代性的缔造者。

现代化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教育的逐步普及，催生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唤起了企业家精神，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现代性诞生了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科学、民主、法治等一系列价值观念，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创意与创新，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也进一步推动了现代化的进步。

现代化与现代性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人类社会各方面的飞跃式发展，也使“两希文明”在过去500年间逐步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

长线思维的启示

当前，世界格局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

一方面，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以人工智能（AI）、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多项重大科技达到或接近奇点。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带来了收入及财富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地缘政治之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流行、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崛起、气候变化等多种重大变革交织叠加，变化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远超历史任何时期。

应对这些挑战，可能需要新一轮启蒙。在面向未来的启蒙之中，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有望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例如，面对当今世界重大挑战之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先哲智慧中的“天人合一”可以用来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理念超越了希腊哲学家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即“人是万物之尺度（OfallthingsthemeasureisMan）”。

中华文化“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既维护了人的尊严，又保持了自然宇宙的神圣性，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兼顾代际公平，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子孙后代。这个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弘扬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应对前所未有的多重重大变革，不可能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范式，历史终结论的模式及解决方案几乎不可能出现。基于这样的背景，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制度、社会契约、全球治理方式的探讨都将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理念将在这种局面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各种解决方案之间的探讨和解、互相融合，进而推动现代性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全球大变局下，人类要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离不开各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人类未来发展还亟需新启蒙，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可以为新启蒙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或将一步步成为未来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业革命以来国家的体制韧性

抛开中西之分，从全球来看，在过去几千年里，世界经济曾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所描述的低人均收入水平状态，这一情况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1800年前后）才迎来转折。少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开始飙升，并逐步带动了全球经济的腾飞，打破了持续到工业革命以前的“超稳定”状态。第一次工业革命将人类发展带入了一个崭新时代：经济发展迅猛，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变革的步伐不断加速，历史性的转折点和关键拐点不断涌现。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取得过不俗的经济成就，但又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经济的停滞甚至是倒退。例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曾跻身于高收入经济体，但如今滑落入中低收入陷阱；再比如日本，其经济体量在1995年曾经达到美国的72.6%，但如今其世界第四经济大国的地位可能很快会被印度赶超。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一个国家的体制和总体生态体系如何有效预见、推动、把握和驾驭重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成为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

笔者将这种能力称为“体制的韧性”，它不仅包括系统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公平性、透明性，还涵盖了其试错性和纠错性。接下来，本文将用长线思维观察一下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的体制韧性。

美国把握住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早在1835年发表的《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中指出：“美国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开明智慧，而在于它有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能力。”

自1776年建国以来，美国几乎把握了每一次世界重大变革和机遇，进而实现了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不断迭代和提升。这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大起大落、快速崛起及衰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购买路易斯安那到购买阿拉斯加，从美墨战争到美西战争，从一战到二战，从冷战再到现在仍在进行的俄乌冲突等，美国成为全球每一次重大冲突的最大受益者。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的追赶者，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与德国成为并驾齐驱的全球引领者，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引领者，直到今天如火如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旧一马当先，美国一次次把握住了重大机会。

美国历年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合计占总获奖人数近一半（自2000年起更是上升到约6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占比近83%，图灵奖获得者占比近66%。

尽管美国也经历了多次重大经济危机（如1929年的大萧条、2006年的次贷危机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但其体制却展现了较强的自我纠错和反省能力，具有较高的韧性和容错率。这种韧性是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长盛不衰的基石，使其能够在危机后迅速恢复并继续引领全球发展。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重返白宫，他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和新政给美国“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石”的三权分立 体制带来了“飓风”般的冲击。美国的体制韧性是否能够继续经受住考验，有待观察。

日本则是经过20世纪50―90年代40年经济腾飞之后一蹶不振。二战后，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经历了长达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黄金期。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涌现出索尼、松下、丰田等全球领先的企业，并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全民中产社会。20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的经济实力逐步接近美国。其中，日本1995年的GDP是美国的72.6%。

美国知名学者傅高义（EzraF.Vogel）在1979年发表的著作《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中，分析和肯定了日本在多方面的成功。但十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消逝，进入了长久的衰退和停滞不前。2024年日本的GDP只有美国的13.8%。

以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定”为分水岭，日本经济发展的动能开始逐渐减弱。经济泡沫在1990年膨胀至极点后破裂，日本由此步入“失去的三十年”。此后，日本未能真正把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迄今为止也没有出现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规模创新企业。

阿根廷可能是全球唯一从世界前十的发达经济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一战前夕，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已与当时最发达的英美等国比肩（1912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9位）。在二战接近尾声的1945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巴西的三倍、墨西哥的两倍。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时的繁华程度仅次于纽约。正如其国名“白银之国”所暗示的那样，阿根廷曾是一个富庶的国家。

然而，阿根廷却错过了二战后50余年的黄金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经济因债务危机陷入大幅衰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白银之国”的光辉逐渐黯淡，时至今日依然债务缠身、经济停滞，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排名已降为全球第89位；按国家贫困线计算的贫困率高达38.1%；基尼系数达0.424。

不仅是日本和阿根廷，同时期其他帝国的不断崩溃及衰败也和美国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曾经的霸主荷兰早已丧失超级大国地位；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已日薄西山；欧陆两强法国和德国在过去二百多年都曾大起大落。相比之下，美国在过去200多年对战略机遇的把握及驾驭在全球独树一帜，在发现、驱动、拥抱并驾驭重大变革及机遇等方面的能力，展现出了强大的体制韧性。

体制韧性是制胜关键

有关国家竞争力的研究浩如烟海，如保罗・肯尼迪就提出过“大国兴衰规律”，迈克尔・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研究的也是这一领域的问题。他们将经济领域的制度划分为“包容性和榨取性”两种，认为“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但这一结论存在争议。

以美国和“大欧盟”（包括欧盟、英国和瑞士，下同）为例，它们都是西式民主和法治的典范。但2007年以来，这两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体制包容性方面的表现似乎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观点相左：大欧盟在解决收入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提供社会保障等包容性方面是全球的楷模，美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活力却显著超越欧盟。

本文提出的“体制韧性”概念，为观察和理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提供了更为长期、动态且具有生态体系的视野和维度。在当今全球大变局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之际，体制韧性对于制胜未来或将更为重要。

中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政策的长线性。从1953年启动的“一五”计划到即将实施的“十五五”规划，中国在践行长线主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在实践上实现了引领。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利用长线思维为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继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及全球化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