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幻象：动荡时代的先知

（原标题：平等的幻象：动荡时代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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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彼得・德鲁克一直以“著名管理学家”乃至“管理学之父”的显赫身份为世人所熟知，德鲁克的这一耀世标签与“管理学”这一学科在二十世纪的强势崛起和发展密不可分。事实上，德鲁克不止是一位先知型的管理学家，更是一位抱负远大的思想家。早在199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给了德鲁克一个精准的定位：“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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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德鲁克本人来说，他很少以“管理学家”自居。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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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德鲁克所关注和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德鲁克在晚年创造了一个词，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如果说德鲁克留下的39本书和不计其数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浩瀚的思想景观，那么其景深处的源头伫立着的是他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的成名作――《经济人的末日》（1939）。

《经济人的末日》

[美]彼得・德鲁克 | 著

洪世民 赵志恒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8月

著名学者汉娜・阿伦特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研究了德鲁克毕生思考的两大主题：《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和《人的境况》（1958），德鲁克这本令他声名鹊起的著作《经济人的末日》的副标题正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他在半个世纪后的序言中写道：“我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前段几个星期就动笔了。”这意味着，德鲁克开始思考和写作这个重大主题的时间，比阿伦特早了至少12年。

更难能可贵的是，德鲁克的商业背景，也使他跃出了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思维，以一种更宏大、更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将这场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放到全人类的场域中全面思考，而非仅仅聚焦于极权与德国犹太人的关系上。

笔者以为，这本书中所蕴含的重大主题和丰富思想，正是日后德鲁克走上管理学道路的逻辑起点。在德鲁克看来，一个现代世界的公民，既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这为恶魔的降临提供了绝佳的土壤。

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眼中的管理不只是一个学科、一门专业，更是一种视角，一条道路。终其一生，德鲁克将管理学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而将管理视为对抗极权专制的工具，以及通向丰盈人生的契机，而非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成功学。

人的历史

德鲁克曾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管理。”这一断言的内在意蕴，乃是将管理视为对抗极权专制的有力工具。作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以其浓厚的人文底蕴和实践色彩，致力于矫正管理学过分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阔视角确立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

因此，单一的管理学科的视角无法让人领略到德鲁克思想的全部意蕴和魅力。如前所述，德鲁克真正关注的乃是人、组织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要重新认知德鲁克，全面深刻地评估其留下的博大厚重的思想遗产，必须要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进入，一个关键的视角乃是：人的概念的历史。

在德鲁克看来，西方历史中人的概念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即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灵性人”转向十七世纪的“智性人”，又在十九世纪转变为“经济人”。“灵性人”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种自由是在追随基督或撒旦之间选择的自由；“智性人”穷其一生探究真理，并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而触怒教会。那种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而“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激情便统统降落在物质世界。

从十九到二十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了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则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在德鲁克看来，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激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们看清了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也意识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无论走哪条路，道路的尽头都是绝望。更可悲的是，他们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是“经济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得到”，他们没办法想象别的生活。

于是，西方的极权主义势力在这种群体性的残酷幻灭与绝望中登场了。德鲁克最深刻的洞见在于，绝望乃是“经济人”的宿命。只要人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以“经济人”为模板的世界，绝望就会随时侵袭而来。这也意味着，恶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正是德鲁克，一眼看破了这平等的幻象，化身为那个动荡时代的先知。

随后，德鲁克写作、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1950），声誉卓著的《管理的实践》（1954）是他的第5本书。至此，德鲁克的身份逐渐从政治分析家转变为管理学先知。

他认定，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生活做好准备。这种准备首先不是指物质的重建，而是尽一切努力防备恶魔的卷土重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得在面包和马戏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担起人的责任，寻求新的人之典范。如果说，“管理，使人成为人”的理念可以道出作为管理学家的德鲁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着：人，要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解救出来。

从政治走向管理

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的几个星期，德鲁克开始动笔写《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春天，当这本惊世之作正式出版时，纳粹已经踏出它征服世界的第一步。从一开始，这本书就笼罩在一种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中。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大胆预言：欧洲不会迎来大团圆结局，而是会落入一种更深层的黑暗――法西斯主义的统治。

如果说，“现代”的核心信念是，建立一个理性、有序、可控的社会；那么，在纳粹意识形态上建立的政治体系，只会让社会走向非理性。由此，人性中恶的那部分就会被召唤出来，人们的信仰将会化成恐惧、疯狂、嗜血的暴力，个人完全无从抵御。

在这部大胆的处女作中，德鲁克驳斥了当时的主流观点，并引导读者专注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欧洲社会及其政治结构的瓦解导致纳粹的兴起，进而支配了整个欧洲。

法西斯主义，一场真正的、以摧毁一切陈旧事物的革命，在德鲁克看来，“没有任何积极的意识形态，只是一味驳斥、打击与否定所有传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驳斥一切旧思想，也否定先前所有政治与社会制度建立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丘吉尔在为本书写的第一篇书评中称它为“唯一一本了解并解释两次大战间世界形势的书”，并在成为首相后，下令将该书纳入英国预备军官学校毕业生书单中。

考虑到这本书所蕴含的惊人的预言性，德鲁克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预言学家”的特质。在他看来，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并不是因为简单的种族仇恨，而在于犹太人象征着资本主义秩序。而纳粹的真正目标，是趁着资本主义与乌托邦的双重失败，通过制造一个假想敌来“消解”社会压力。由此，德鲁克大胆预测，希特勒的反犹并不会止步于迫害，而会在逻辑的驱使下，走向屠杀所有犹太人的“终极方案”。

他还预言，极权主义无法解决民生问题，将不得不转向制造更多的社会裂痕，以延缓危机。有趣的是，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欧洲现有的军队和政体上，因为他认为西欧根本无法有效抵抗纳粹的进攻，而斯大林最终会和希特勒签署协议。后来的历史，一再地验证了这些预测。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问：那未来还有希望吗？希望在何方？对此，德鲁克的回答是极为明确的：希望，就藏在彻底的变革之中。进一步来说，破解极权统治的钥匙，就在于重塑社会结构。

或许就在思考和写作这本书的某个时刻，那个萦绕和贯穿他一生的宏大命题浮出水面，那就是人、组织与社会三者的关系。就这样，德鲁克破天荒地提出了“多元组织型社会”的概念，即通过企业、非营利机构等新型组织填补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空白。这些组织既能承担社会责任，又可以保持灵活性，使得极权政体就难以独占社会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将公司的兴起视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更重要的是，德鲁克将这些理念发展成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它构成了现代管理学的基石。他主张，每一个组织都应该“绩效优先、责任导向”，这样才能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使命感的企业家和领导者。这种理论，被德鲁克称为“唯一可以对抗极权的选择”――这正是德鲁克为现代管理学赋予的崇高使命。那些将管理学“矮化”为工具论的人，他们可能从未意识到，真正的管理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发现从德鲁克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一直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2002），隐藏着一条一以贯之的暗线：以管理抵制极权专制，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这不禁让人想起他在《公司的概念》中留下的那段经典文字，后来它被镌刻在位于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的德鲁克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从经济人到自由人

在德鲁克看来，“经济人”只是西方历史中人的链条中易朽的一环，在极权主义兴起的那个黑暗时代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幻灭和终结。在此必须指出，从历史视角来解读关于人性的概念，是德鲁克思想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进入1950年代后，德鲁克敏锐地洞察到一个“知识型社会”即将到来，并在《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 1957）中创造了“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这个关于人的全新概念。可以说，从“经济人”到“知识人”的跨越是巨大的，后者的迅速崛起，造就了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被一再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他们最大的特点乃是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

在德鲁克看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不过，“知识人”并不是德鲁克对人的概念之期许的最高理想。

在德鲁克的心目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最高理想乃是古希腊文明所孕育的“自由人”概念，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历史悠久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传统。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西方历史上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首次提出了“自由人知识”。在此，“自由”与“实用”相对立，像极了庄子所谓的“无用之用”，代表了致力于人的精神与心灵自由发展的教育哲学。

正是在这个最高理想的驱动下，德鲁克终其一生在创建、研究和完善所谓的现代管理学。1999年1月18日，接近90岁高龄的德鲁克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在管理的科学属性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德鲁克提醒我们，管理还有着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人文属性。

德鲁克认为，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提出的彼此割裂的“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迫切需要重新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而实现它的最佳路径正是通过“管理”这一博雅技艺――它既关乎技能，又关乎信仰和价值。德鲁克的终极野心是想借助“管理”这个新工具，把博雅教育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公司、每个组织乃至组织里的每个人：

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The New Realities, 1989）

从1939年的《经济人的末日》到1989年的《新现实》，跨越整整半个世纪的德鲁克走过了以管理来捍卫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漫长旅程。只有在此视野和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读懂和继承德鲁克精深浩瀚的思想遗产，以及他未竟的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