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徐高、罗志恒、卢锋最新发声！
小微
（原标题：林毅夫、徐高、罗志恒、卢锋最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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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8期，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林毅夫、中银证券总裁助理兼首席经济学家徐高、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在会上，剖析“中国经济的压力与动力”。
林毅夫：需准确认知当前经济状况
林毅夫在会上表示，今年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必须要准确认识到当前经济增长挑战的来源，同时针对性地采取必要逆周期政策。
林毅夫指出，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崩溃论”不时盛行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渐进双轨式改革，难免存在不彻底之处，这导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悲观论调，往往将经济下行归因于体制性、结构性问题。
对于这类归因，林毅夫明确指出，这是因果倒置。诸如当前存在的“国进民退”等声音，林毅夫认为，这些均是经济下行期的结果，而非经济下行的原因。
林毅夫表示，当前外部环境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早已跃升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势必会造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压力，由此造成在货物出口领域具有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降低。
“2024年外部环境仍旧不好”，林毅夫指出，要切实恢复民营经济信心，需要针对外部经济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不利的情况，采取必要逆周期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等，来支持投资。
“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今年政府提出来的5%左右的增长应该能实现。”林毅夫称，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都处于下滑、疲软周期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5%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那么将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这也意味着，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徐高：打压投资就是“自废武功”
徐高认为，当前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两重压力更为严峻，针对需求收缩的压力，徐高建议，中长期来看，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在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要通过投资（尤其是基建和地产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
同时，徐高强调，不能因为要调整经济结构，就一味地不刺激投资、去杠杆。“收入分配改革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打压投资就是自废武功。”徐高称。
罗志恒：基建投资和设备更新改造有望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点
罗志恒认为，要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基建投资和设备更新改造今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原因在于，一方面，今年可用的资金明显增加，包括财政赤字增加的1800亿元，专项债增加的1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的1万亿元，加上去年已经发行但尚未使用的特别国债，财政资金相较去年更加充足。另一方面，一揽子化债路径也逐渐清晰，财政与金融相结合，短期度过流动性危机，地方债务的预期和稳定性由此会有明显增加，因此，基建投资可能会成为今年经济的重要增长点。设备更新换代，则取决于政策实施力度，包括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力度。
卢锋：多措并举消化新一轮产能过剩
卢锋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肯定经济发展成就同时，还指出了现实困难，其中就包括“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卢锋认为，当前，包括石化基础原料、部分非高端芯片、汽车、动力电池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新一轮产能过剩，呈现出部门分布重要性提升、具有较高可贸易程度与全球性等特点。
例如，这几个出现产能过剩的领域，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有的还属于新兴先进行业，市场规模体量大，某些行业属于发达国家的原有支柱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更大。诸如汽车、芯片等，产品内分工程度较高，是全球供应链代表性部门，产能过剩对国际经贸关系潜在影响也会更大。
卢锋表示，新一轮产能过剩不仅是国内经济问题，其全球性因素通过贸易不平衡与外部经贸环境演变关联互动，因而需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理解。一方面，要全面认识供给能力与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和意义：既体现我国经济强大优势，昭示未来持续追赶巨大潜能；又意味着需求实现受外部制约，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开放环境中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供强需弱与顺差占比偏高，与供给短板同样具有脆弱性。把供给优势看成“清场式领先”或“降维打击”能力存在偏颇。
因此，他建议，首先，要通过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在巩固提升我国供给优势同时着力提振内需，修复“供强需弱”不平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过剩产能。
其次，深化改革优化完善中长期收入分配政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所得比例偏低格局，通过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在根本上提振消费需求。
第三，针对外部环境不利变化，通过内部深层改革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并与上述经济措施产生稳定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合力，调节实际汇率走低及其不利影响。
最后，通过调整内外政策稳定大国关系，同时在多边经贸、金融、发展机构及G20合作平台发挥更加的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社会建设性应对新一轮产能过剩。
校对：廖胜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