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话 | 陈行甲: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价值回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近日,公益领域知名人物、曾以“网红县委书记”为人所知的陈行甲,因其个人收入问题受到争议。有声音指出,他在深圳恒晖基金会领取的年薪超过70万元,引发关于公益从业者薪酬合理性的讨论。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月18日,陈行甲发布视频宣布将“交棒”给年轻人,不再领取基金会的收入,并和俞敏洪达成了一项合作: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聘请陈行甲为新东方教育、东方甄选、新东方文旅的总顾问,年薪150万元人民币。同时,俞敏洪会加入恒晖公益基金会,每年捐赠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5年12月,经济观察报曾与陈行甲进行过一次深度对话。在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从政时期的心路历程,分享了对基层公务员群体的观察,也谈及了他对公益行业薪酬体系的看法。回头来看,陈行甲近日的转向,其实早有规划。
以下为访谈全文。
仕途
经济观察报:你大学学的是公共管理专业,为什么毕业后没有直接去做公益,而是选择从政?
陈行甲:我1988年上大学,大学本科在湖北大学学的是数学专业,2001年参加全国统考到清华大学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当年清华大学的王名老师第一次在中国大学里开设了《非盈利组织管理》这门课,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大学里讲授公益这个概念。2003年底毕业的时候,中国几乎没有民间公益,我那时就算想去做公益,也没有单位可以去求职,自己做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无论是当年我从事的政府工作,抑或是今天的公益事业,它们对我而言,内核是统一的,那就是“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可以说,从政是我当时认为能够将“为人民服务”这一理想最快付诸实践的路径。那段经历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我深刻理解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政策制定的逻辑以及大规模项目的执行方式。这是一段至关重要的“蓄力期”,为我今天能更有效地做公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从政和做公益,对我来说是殊途同归。
经济观察报:你曾在县委书记任上患抑郁症,可否谈谈中国的县委书记在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在一般公众朴素的认知中,除了“权力很大”这个公众印象,我们还应该如何来认知?
陈行甲:在中国公务员体系中,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岗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县一级来落地执行。几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都是他的责任范围。可以说,县委书记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承上启下、直面群众的“关键少数”。
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复合型的压力,包括发展的压力,稳定的压力,民生的压力,个人的压力等等。
所以,对于公众认知,我非常希望能超越“特别有权力”这个标签。权力,对一个负责任的县委书记来说,更多意味着“责任”。你手中的权力,对应的是几十万人的生计和未来。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看作是一个高压力、高风险、高负荷的职业群体。他们也是普通人,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他们也有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也会脆弱和疲惫。理解这份不易,或许能让我们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更全面、更人性的认知。
经济观察报:近些年来,我们也常能看到基层公务员罹患抑郁症的新闻。你是否设想过,公务员也需要一个社会支持体系?
陈行甲:我认为这极其必要。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整个群体现状的反映。
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基层公务员,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治理的效能和温度。一个内心充满压力,甚至被情绪问题困扰的干部,是很难有耐心、有智慧去处理复杂群众工作的。
因此,为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不是一种福利,而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战略性投资。这个体系应该包括:首先要培育去污名化的组织文化,从组织层面破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歧视,要让大家明白,出现心理困扰就像感冒发烧一样正常,主动求助是强者和负责任的表现。其次是专业的、保密的心理服务,建立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运营的心理援助热线,确保其专业性和绝对的保密性,让公务员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倾诉和求助。推行定期的心理健康筛查与培训,就像年度体检一样,把心理健康评估也纳入进来。最后还要加强对公务员的压力管理、情绪调节等能力的培训,建立非正式的互助网络,鼓励和支持建立一些兴趣小组、运动社团,让大家在工作之外有一个情感交流和压力释放的渠道。
一个健康社会,必然需要一个身心健康的公务员队伍。正视并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最终受益的将是整个社会。
经济观察报:一般来说,在公务员体系中,官员要讲求低调务实,很少展露自己的个性,你是很早就通过自己的个人才艺,来为巴东作形象代言。后来,这一现象渐成风潮。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认为官员群体,是否应该勇于展现自己的个性?
陈行甲:关于官员个性,我认...